朱元璋参加推翻蒙元统治的战争，建立了长期被外族征服以后的中国皇朝。前面二百余年，宋代两度亡国，宗社覆灭，人民流离；蒙元时代，蒙古、色目是征服者，汉人、南人是被征服的亡国奴：中国人屈辱苟活，不能不对自己的归属有所认同。朱元璋全无凭借，在群雄逐鹿之中，成为胜利者。在北伐时发出的《讨元檄》，他直指华夏与胡虏的差别，蒙元统治失当的罪状。这一文告，毋宁是确认汉人中国的归属。我们可以说,这一华夏中国归属感，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天下国家的结束，肯定汉人民族与华夏文化的认同。
明代与汉代的区别
中国历史传统，通常将明太祖和汉高祖相提并论，大家也有意无意地将明代与汉代对比。我们以相似之处论：新皇朝的建立者，如上所述，都是平民出身；他们继承的前朝，也都以强大君权著称；新皇朝的当权者，大多平民出身，缺少显赫家世的凭借和背景。所以，一些史学家总是称他们为“农民革命”。然而，这两个农民出身的皇帝，真正为农民做的其实很少。相对而言，他们都从前朝皇权专政学了不少，也继承了不少前朝体制。
不过，汉代虽然许多官制都延续秦代的规模，例如郡县制度、文官体系等，可汉初三代（高帝、吕后、文帝）都宽大为政，从秦代继承来的专制体系放松了许多。武帝以后的种种变化，却是着力在如何建立一个上下能够交流的体系，将信息和权力在中央与地方、政治与社会之间平衡。中国的皇帝制度，在汉代立下规模，打下了厚实的社会基础。
朱明太祖接替的蒙元，则是一个征服朝代。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，乃是建立于暴力的基础上。蒙元各种驻军，包括驻防万户和“签军”，驻屯在各处以武力监督汉人。蒙元的统治阶层，几乎不包括汉人在内，也不在意政权有无社会基础。因为外来的征服者有自己的老家支撑其暴力统治，还可以调用别处的军力帮助他们压制汉人。忽必烈以后，在中国的蒙古皇朝，必须多少考虑到汉人支持的程度，因为他们手上能用的资源，只不过是汉地和“腹里”。忽必烈以后，蒙元对汉人的压迫，是比以前减少，可是汉人仍不拥有可以和皇权互相制衡的空间。
朱明新皇朝不是个外来者，应当在这方面有所改变。然而，我们从各方面看，朱明皇权的绝对性，确实和蒙古皇朝相差不远。相对于前面最后一个汉人皇朝宋代，朱明皇朝的暴力统治，可以说完全属于另类。
以暴力控制全国
太祖击败群雄，将降伏的武力收编为自己的军队。在正式建国以后，朱明仿照隋唐府兵，创立了卫所制度。他自己曾经夸称：“国家养兵百万，不花百姓一文钱”。其实，卫所和府兵并不相同，毋宁更像蒙古时代的驻防万户和“签军”，乃是保障皇权，控制全国的武装力量。
卫所分布全国，有一部分是放在国防前线，北方沿着长城线，沿海主要口岸，都有卫所驻屯。这些卫所通常都有自己的屯田区，让军人平时耕种，但是也不废训练，一旦有事，中央可以从五都督府派遣将领，领兵出战。平时将归于府，并不直接指挥自己的部队；兵归于屯田的卫所，由卫所的军官负责管理和训练。除了边防的卫所以外，明代卫所，也分布在国内的许多要地，例如沿着运送漕粮的路线。全国的卫所，有的自己拥有耕种的屯田，也有相当部分的卫所，只有服兵役的军人，他们的家属，分散于各处，耕种政府分配给他们的田地。这些世袭的军人，乃是由政府拨田，维持他们的生活。他们也不必缴纳一般国民必须负担的税赋，只是每一家必定要有至少一个男丁和一个副手，驻在卫所的营区。全国卫所的分布，真正在边防在线的比例，和全国各处分散驻屯的数字相比，各个时代稍有变化，大致言之，是“内二、外三”的比例。从这个比例判断，明代的卫所，防备自己百姓的力量，不亚于防备外敌。
朱明恢复封建制度，分封皇子、皇孙于全国各处。最初分封诸王，九位皇子分封北边（由西迤东：肃、庆、秦、晋、代、谷、燕、宁、辽），每个皇子拥有自己的“护卫”，其实也具有数以万计的兵力。他们的责任是在守卫北边，防备蒙古余众的反扑。然而在内地一样也有皇子、皇孙的封国。朱明历代君主的皇子、皇孙，都有封地。除了南北两直隶以外，所有的行省，处处都有亲王、郡王的封邑。在原来的制度，这些大小封国，都有自己的护卫，可是在燕王夺取政权后，顾忌藩王们可能威胁中央，才减少他们的护卫，让其不具有成规模的武力。按照原来的设计，那些内地诸藩，一样具有在各地镇压、维护皇权的功能。封建制度和卫所设计，可说是朱明皇室以暴力控制全国的机制。
明代大移民
朱明建国以后至少两代，政府不断迁移人口不下十余次之多。最初的设计，是因为大乱之后，有些地方人口折损太多，大片田地无人耕种。政府将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百姓，迁往人口稀少的地区，耕种抛荒的田地。如此安排，在整体言之，一方面安顿了百姓的生计；另一方面，全国的总生产量也因此而提高。明初，社会安定，固然是大乱之后，休养生息，也未尝不是因为人口移动，提高了全国经济体的生产力。今天在各地的传说之中还有所谓“大槐树”下，集合百姓迁往移民地区的集体记忆。
这种所谓“大槐树”的传说，不只一处，也并不限于人口繁密的地区。集体记忆中，移民出发的原居地，南北各地都有，不限于一、二处，可见这种移动，未必完全按照原来设计，是将人口匀散各处，耕种抛荒田地。举例言之，山西洪洞县的“大槐树”传说，乃是将山西的人口，移往山东、河北、河南那些饱经战祸、人口减少的地方。别处“大槐树”却并不一定是同样的理由。南京一样有“大槐树”的传说，他们移往的地区，是西南的云贵、广西和川、湘边地：那是移民西南少数民族分布地区。西南移民，一部分是西征大军及其家族，后来则是内地人口迁移到新开发的山地。可是，山东沿海，例如即墨也有大移民的传说，据称他们的故乡却是在“小云南”，也许是将云南蒙古和西域人军户，迁移山东，编入当地卫所。凡此民间传说，反映全国大规模的移民，东、西、南、北，都有移出、也都有移入。大规模移民的时期，大半是在明初几代。凡此移民，大多不是自愿，而是集中百姓，由官军监押，离开故乡，移往新地。中国历史上，如此频繁的由政府发动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并不多见。大概只有20世纪后半期，大批移民运动，才再次出现。
我们的解读，这种大规模又频繁的人口移动，是打散地区性人口的共同体，防止他们结合为社群。潜在的目的，还是保障皇权的稳固。明初的移民，再加上后来开发西南和沿海山地，许多移民移入本来不能耕种的山区。西南地区移民潮，更使西南少数民族，在汉民族大量移入后，逐渐同化。将中国的族群基因，增加了许多新的成分。这些改变，引动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变化，全国人口分布重心改变，区域性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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